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作者: 时间:2020-09-22

汪永铨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进行高等教育研究和从事任何其他科学研究一样,首先必须掌握应有的最基本信息——我们所要研究的课题的历史与现状。这种信息最普通、常见的载体便是相应的文献和资料,包括有关本课题的著作、论文、报告、调查统计材料等等。只有研读、评析了这些文献资料之后,才能知道对于所要研究的课题已经有了哪些前人曾经做过的工作和他们所获得的成果,才能知道哪些问题已经涉及,哪些问题尚未涉及,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尚未解决或解决得还不能令人满意,以及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方案,等等。这样,我们才能对准备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意义、价值和可行性作出判断,以便决定是否有必要和可能进行该项研究,并进而在决定开展研究以后,对研究的范围、内容、途径和方法做出设计。正因为如此,查找、搜寻必备的资料历来就是对一个研究工作者最起码的要求和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因特网的使用正日益普及,人类获取信息的手段,信息资源的交流与共享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从原则上讲,世界整体形成了一个总的信息库,它正朝着可以为任何人方便、快速地提供他们各自所需的信息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极大程度地提高科学研究和决策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加速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信息资源的开发、处理、流通和利用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与科研和决策工作的要求相比,与国际发展的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由于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并比较规范的研究工作只是近二十余年的事,因此这种差距就比其他领域更大,可资利用的高等教育的专用工具书和文献资料、索引等寥寥无几。而人力、物力与财力的不足,又进一步加剧了研究人员获取所需信息资料的困难。正因为研究工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专业资料信息支持系统,因此研究人员往往并不完全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本身以及与该问题有关的已有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可能的发展。于是高等教育研究就出现了不少本可避免的现象。如研究课题、内容和结果的简单重复,理论和方法落后于当代发展的新水平,创新不够,等等。这些显然不利于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效率与质量,不利于高等教育的未来整体发展。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呼唤建立一个为它服务的专业性的资料信息(数据),并把它与国际互联网联通。这样的数据库只要有全国高等教育各有关主管部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出版部门、有关中介组织以及各种高等教育的信息源通力协作共同建设,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是应该可以从小到大地建成并不断发展的。这样的数据库,必将促使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样的数据库也必将不只是为高等教育研究服务,而且是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个强有力的决策支持系统,使高等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新中国成立50,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发展迅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则,如何从总体上认识这些成绩?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目前所处的阶段、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何呢?对此,我以为至少有如下一些启示。

(一)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基本实现了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的前20,有关部门、学校和个人由于自身实际工作的某些需要,进行了有关高等教育的若干研究工作。这些研究从性质上看基本属于政策阐释、情况描述、工作总结一类;从组织形式上看多数是由研究者个别、零星、分散进行的;从规模、数量上看是小型、少量的;从研究者看大都是领导、管理人员或学校各学科教师,那时还几乎没有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人员。这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非制度化”阶段。

近二十年来,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在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总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极其深刻的变革。在这一形势的推动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视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为必需,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1983,成立了教育部领导下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负责编制包括高等教育科学在内的教育科学发展规划,并对重点研究项目进行了规范化的管理(批准立项、划拨经费、检查进度、组织成果鉴定、交流与评奖等)。这一规划工作成为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有关单位,还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适时提出规划以外的课题直接组织有关单位或学者进行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近年来也开始批准少量有关高等教育研究课题的立项,并给予资助。总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已经正式纳入政府的有关事业规划,成为国家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高等学校和有关部门建立了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所(室、中心)。有资料表明,这类机构目前已达七八百所之多。这说明,高等教育研究有了自己专业工作的正式组织。

——形成了一支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队伍。包括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具有其他各级职称的研究人员以及相应的有关工作人员。

——“高等教育学”已列入了国家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录并建立了相应的若干硕士点、博士点,该专业和教育学科、管理学科等其他专业已培养出一批有关高等教育领域的硕士和博士。培养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管理和其他有关实际工作者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正式任务之一。

——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从事组织有关的学术活动,出版有关的书、刊、资料等工作。该学会成立于1983,1999年有团体会员(各分支学科及各部委、各地方的研究会)83个。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学者群体,并已组织起来有了自己的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术团体。

上述情况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已在全国和各有关单位成为一种组织起来的有目的、有计划、有领导的专业活动;它有自己的专门任务和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专门机构与队伍;它的活动得到政府和社会在制度、政策、经费等物质条件上的支持与调控。总之,高等教育研究已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分工,一种专门职业。我们把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的这种总体状况看作是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制度化”的状态。国内外各门类研究工作发展的实践表明,从“非制度化”阶段转变到“制度化”阶段是本门研究状态的质变表现之一。只有“制度化”才能使本门研究有赖以存在的稳固基础,得到持续发展的保障。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实际历程正证明了这一点。今后,我们还必须使高等教育研究“制度化”的内涵和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提高。

(二) 要重视和加强高等教育研究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而发展教育必须遵循教育的运动规律。因此,为正确认识各种教育现象,探索教育规律而开展教育研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说普通教育是教育的基础部分,那么,高等教育可以说是教育的“龙头”。它决定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国家在未来世界竞争中的成败。所以,高等教育研究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还应当看到,信息社会的到来,知识经济的挑战,建立知识创新体系的要求等等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给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任务,它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研究更应当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加强。然而,目前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做得很不够的。仅从科研经费一个侧面就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九五”期间,高等教育列入国家教育科学规划的项目共有135,其中只有47项得到政府拨款,80.9万元,平均每项每年只得到研究经费3442.6元。这样的状况如不改变,高等教育研究将何以为继?

应当强调的是,与其他学科相比,高等教育研究除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外,更有其学科发展本身的特殊需要。教育是一种十分复杂、高级的运动形式。从本质上看,它是社会人(与自然人相对)的生产的运动,与自然界和社会的其他运动几乎无不相关。因此,可以认为,教育是世界上各种运动形式中最复杂、最高级的一种运动。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其运动规律的认识与掌握迄今为止远滞后于其他运动形式,教育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处于层次和成熟度不高的发展阶段。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教育却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它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同时,教育又是一个人类普遍参与的活动,社会的人无不参加或曾经参加过教育(包括受教育与实施教育)的实践。因此,人们对绝大多数的各种专业活动常因自己不熟悉而没有或不能形成看法,也不去发表什么意见。但对教育则不同,他们常常不同程度地具有自己对教育的某些期望与认识,有着这样那样的观点、建议与批评。有的人因此把教育形象地说成是“一个最大的‘行业’”,“一个谁都能对它‘说三道四’的‘行业’”。群众的广泛参与无疑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活力与智慧,是促进教育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有利因素。但是,由于教育学科的不成熟,人们容易把某些个别的狭隘的经验,甚至是某种主观愿望(尽管可能是善良的愿望)当作是教育发展的规律或必然。因此,教育也就比其他领域更容易产生认识和行动的误区与误导。解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中的失误与挫折无不与此有关。这说明,与其他领域相比,教育研究有其由学科本身发展状态决定的特殊重要性与迫切性。要贯彻执行科教兴国的战略,就不能不切实认识到:开展教育研究是硬任务而不是软任务。高等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层次,因此它是教育运动诸形式中最复杂、最高级的一种,必须重视和加强高等教育研究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了。

(三) 要在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水平上下功夫

上述高等教育学科不成熟的情况表明,亟需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水平。

恩格斯说过:“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是人们把在实践中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将其系统化的结果,是反映现实的概念和原理的体系。被实践证实为正确的理论是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反映。对任何一种运动形式而言,如果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也就是没有掌握该运动发展的机理,我们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真正理解该运动的过去和现在,也无法预见它的未来,有关的实践也将因此缺乏正确的指导而陷入盲目性。与此同时,理论又是随客观世界和人们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理论建设是任何学科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与任务。对不成熟的高等教育学科来说,它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因此显得更为突出。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不成熟而亟待加强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关于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专有科学语言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对高等教育的描述、解释、预言以至理论研究所用的语言仍多属于自然语言或借用其他有关学科的语言;我们所使用的高等教育概念有许多还并没有得到精确的界定,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连何谓“高等教育”,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科学的定义。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对高等教育科学认识活动的进行与理论的建设。我们必须加紧关于高等教育自己的科学语言和概念体系的创造与建设。

——关于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问题。50年来,我们有着丰富的高等教育实践经验,这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基础。但是,我们有时往往把研究工作停留在具体工作经验教训与得失的阐述与总结上,忽略了对这些问题理性认识的升华或对它们进行有关理论解释的必要。因此,如何加强对规律性探索的自觉意识也是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

——关于建设真正属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专门理论问题。无庸置疑,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多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学科的理论都应是与该学科研究对象相应的某种特殊的、相对独立和具体的规律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指导高等教育理论的最高层次理论,但是我们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代替高等教育理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及思维科学的理论,是高等教育理论不能背离的高层次科学理论,但是它们也不能代替高等教育理论。过去我们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有过许多失误,没有把这种一般性与特殊性区别开来正是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目前我们还未能建立起高等教育自己的特有的理论体系。例如,高等教育的理论框架和具体内容基本是沿袭普通教育学而来的,并没有完全脱离它的窠臼。这两者虽有一定的共性但其系统的内部构成和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各不相同的。又如,高等教育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它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生理、心理发展密切相关,因此,高等教育理论不可能是就教育论教育的一种理论而必然与这些相关领域的理论有联系。我们的研究工作确已引进、借用了许多相关领域的理论,因而推动了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是这种引进和借用常常有全盘搬用或者把某些教育理论与其他有关领域理论简单、机械地加以叠加的现象。因此,如何把有关理论在高等教育这一运动形式上真正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与高等教育这一特殊矛盾相对应的真正的跨学科的高等教育理论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与加强理论研究同等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良好的研究方法。“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这是我们都熟悉的毛泽东的名言。巴甫洛夫则针对科学研究工作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来看,对方法的重要性一般说来是有所共识的。这表现为许多研究工作都注意讨论了自己研究本身的方法问题;已经有了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有关的论文甚至专著;在研究中广泛运用了国内外的各种重要的有关方法——除了一般的科学方法如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文献法、统计法、归纳法、演绎法、公理法等等之外,也已涉及到有关方法论的问题,例如,关于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系统论、控制论以及它们所属某些流派的方法论都曾在某些高等教育研究中有所反映。但是,由于方法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与研究的任务、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相关的。实际情况表明,我们在研究中对方法的重视、探讨和注意进行科学地选择还是不够的,研究和实践中的失误和损失,有许多正是由此产生的。

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现状看,在重视和加强方法论研究方面是否有如下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关于建立能反映高等教育研究特性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方法论在层次上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我们必须以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思维科学等一般科学方法论指导高等教育学科具体方法论的研究与实践。但是我们不能用前两者来代替后者,我们的直接任务应当是努力探讨和建立与高等教育研究相应的具体方法与方法论。同时,即使就具体的科学方法而言,由于不同学科的对象各不相同,它们的研究方法虽然必定会有某些共同性的方法论原则,因而我们必须学习、吸收其他学科的已有方法论成果,遵守那些共同的方法论原则,但是为了本学科的发展,更应着力于建立为解决本学科特殊矛盾所需的有着本学科特点的相对独立的方法和方法论。

——关于正确处理质与量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任何运动状态都表现为质和量两方面的规定,而这两方面又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各自孤立的。因此,在科学研究中,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是不能截然分离的。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一段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描述性、思辨性成份较重,注意定量分析不够,对质的研究结论缺乏量的规定的支持。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很大改变,但又有认为唯定量研究为科学,甚至忽视量的研究反映了哪些和如何反映了质的规定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定量研究就只是将某些数据用已有的数量化方法进行计算,等于做了一道大习题。所以既反对视定性研究为“不是科学”,又反对视定量研究为“没有理论”这两种片面观点,如何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是今后高等教育研究中须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关于个别和一般的问题。认识和探索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改造客观是各具体学科科学研究的目的。这里所说的“规律”是指任何研究对象在其本身(系统内部)和环境处于某种确定的条件下时,它的运动必然处于某种确定(或最可能)的状态。所以,首先,我们在从高等教育研究中得到某种规律性的认识时(这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目的,也是高等教育研究常常乐于宣称的结果),一定要说明它是在什么边界条件下的规律性表现,不可把一时、一地、一校即局部的、个别的某些认识,不适当地夸大为普遍适用的最佳原则,甚至不加分析地贬低以至否定其他研究成果。这种现象在实际中不是没有发生过,其后果也是极坏的。其次,作为科学研究的最高要求来说,我们不应停留、满足于对局部、个别的认识,还必须在此基础上把它们从多方面联系起来,经过思维上的综合,追求达到对高等教育的整体的、本质的认识。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是极复杂极高级的一种运动形式。它不仅涉及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而且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它还与一般科学问题不同,涉及到价值观问题,而我们知道,一般所称的科学是不解决价值观问题的。因此,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建设是一个十分迫切、十分艰巨而且不断发展的任务。现在,关于建设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框架以至高等教育元科学的讨论已经不少,这是十分可喜也是必要的。但是从高等教育现已达到的水平看来,也许更重要的是要真正把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既反对脱离实践地空谈理论,也反对忽视以至轻视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的实践。这样,也许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能够构建起高等教育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使高等教育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学科。

(四)要养成高等教育研究的优良学风

科学研究必须有好的学风(包括文风和工作作风),它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表现应当是实事求是。纵观50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这基本上是我们学风的主流,是值得我们欣喜的事。今后,我们在继续保持和发扬已有的好学风的同时,恐怕也还得时时注意在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努力做到下面几点。

——不唯上  即在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不把自己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注六经”上。只要怀着一颗对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忠诚的心,有认真、负责、严肃、科学的态度,就应该在必要时敢于面对各种“权威”开展有关问题的讨论。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做反面文章,甚至以制造某种轰动效应为目的,那就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坏学风了。

——不唯书  多读书、读懂书是科学研究功底深厚的重要保证。但是,“尽信书不如无书”。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厚积薄发”,读书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不能“唯书是从”,把自己变成书的“奴隶”,而要有独立思考,对书的内容有自己的认识、体会与见解。如果把研究工作做成各种有关书的内容摘录的叠加,甚至为了“抢先”而把一些新书、新资料生吞活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地拿来作为研究的新论据那就更为不妥了。

——不唯众  科学研究的最高行为准则是“服从真理”,而真理有时会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因此,科学研究不能把少数服从多数作为它的“游戏规则”。自己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且敢于在事实和真理面前“力排众议”,切忌“人云亦云”,“随大流”。高等教育研究中要防止那种随波逐流,以致无意中助长“谬种流传”之势的不良学风。

——不唯我  这里所谓的不唯我,是指在科学研究中,在学术问题上,不可盲目自信自以为是,甚至唯我至尊,搞“六经注我”,贬低以至排斥不同于自己的意见。个人和个别群体对事物的观察、研究往往只能从自己所可能获得的客观对象的部分信息(因为常常得不到全部信息)得出结论,因此总不免有某些不足和局限性。对这些结论期待着开展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平等讨论与商榷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学术民主”学风的要求。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是反对“权威”和“学派”,相反,就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而言,我们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出现更多的权威,形成不同的学派,那才是高等教育学科繁荣昌盛的标志。这里所说的只是表明,从学风角度看,权威与学派只能是在科学研究的长期扎实的实践中产生而不能自封。

——不唯“风”  科学研究在不同的时期总会有不同的“热点”问题。研究工作者对这些热点必须有高度的敏感性,这样才能使科学研究的发展永远适应而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可以为其做某些超前的准备工作。但是,如果把握不当,也会出现某种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风”。例如,把一个时期的某些热点问题当作似乎是全学科唯一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问题,不管自己原来的领域如何,形成人人争说“热点”的形势,以至关于“热点”的研讨会、文章甚至专著层出不穷而且出现的速度惊人。这其中虽然不乏对推动解决热点问题的有利工作,但是总的说来,“追风”总是科学研究作风上的一种“浮燥”表现。浮燥就不免重复和浅尝辄止,就会有失严谨、科学,更不可能创新。高等教育研究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结合“热点”进行研究,从本学科的角度为解决“热点”问题服务是必须的。但是高等教育也有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分工看,需要长期研究和解决的相对独立的问题,因此研究不能只是围着热点转。科学研究作风上还是要求实、要扎实,必要时还要能“甘于寂寞”。

对个人来说,优良的科学作风是学者优良素质的表现。它固然是科学工作者们自身实践和修养的结果,但必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养成。这种必要的条件就是要坚决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只有允许学术上不同意见的存在与自由争论,只有真正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面所说的科学研究优良作风才可能形成和不断发展。

(五)关键在于建立一支过硬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提高归根结底要靠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这大概是不言自明的一种共识。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专兼职结合的队伍,其中兼职研究者占了大多数。能够有如此众多的不以高等教育为其专业和职业的人(包括高等教育的有关管理者甚至决策人、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有关研究机构以至社会各界关心高等教育的人士)参加到研究工作中来,这是其他学科领域很难甚至不可能出现的现象,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大特点和有利条件。专业与非专业队伍的结合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具有特别广泛、雄厚的群众基础,可以因此获得研究所需的多种多样的大量信息和思想、智慧的支持。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和珍视这支队伍,继续保持、发展和提高这支队伍,把它做为我们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一个支持系统。

当然,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础和核心与带头力量,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专业研究队伍。就高等教育研究专业队伍的现状来看,首先,我们有少数从教育学“科班出身”的专家。他们有教育学的深厚功底,是高等教育研究依靠的带头人。问题在于这类专家的人数屈指可数,远远不能满足研究工作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教育学专家中关注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已逐渐增加。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和政策,吸引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定位到高等教育研究上来。其次,现有的专业研究人员中的绝大部分年长专家和相当一部分中年学者是从其他学科、专业“转行”来的。

他们多是目前研究工作的学术带头人或中坚力量。高等教育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他们的这种学术背景,是高等教育研究求之不得的,他们的背景和研究工作已经极大地提高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水平。这些学者常戏称自己为“半路出家”者,视自己教育学的功底不足,为开展研究的弱点之所在。从交叉学科形成的一般过程来看,它们往往是由各母学科的学者就某种问题从分别研究,到互相沟通、学习、借鉴、渗透、合作以至有机融合(而不是机械加和)成为一个有其独立特质的、新的交叉学科。因此,“半路出家”者如何提高自己的教育学水平,“科班出身”者如何提高自己的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可能是需要进一步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再次,我们现在已经培养出了一批与高等教育学科有关的硕士、博士,还有不少在读的硕士、博士生。他们受过或正在接受比较系统的有关训练,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队伍未来的主力军和希望之所在。应当注意的是,由于经验、条件和思想认识上的种种不足,对他们的培养仍然有许多需要大力改进的地方。例如在培养目标上怎样能既体现必要的一致性、规范性要求,又能符合社会和学生的多样性需求的实际在培养方案上关于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设计与要求是否合理在培养途径上怎样能把教学、研究和社会(生产)实践真正结合起来怎样能切实加强创造性的培养在师生问题上如何能把教师群体和导师个体的指导作用更好地结合起来;如何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和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在校园和班级文化上,如何创建一个培养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高层次实际工作人员的良好学术氛围和工作氛围,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建设的困难比起其他领域来讲,应该说是较多而且较大的。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扎实工作下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的、能立足于世界高教研究之林的大师级学者和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并能不断向前发展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到那时,高等教育学在中国也就会无愧色、无争议地成为一个公认的与其他学科平起平坐的学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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