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来有“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重视学校的硬件条件而忽视软件条件,认为硬件看得见、摸得着,是物资性能够起作用的东西,误以为软件是虚无缥缈的,似乎无足轻重。有鉴于此,我就特别强调校园文化的建设,它是文化力在办学中的表现。

文/刘道玉

1 “提挑战性质疑,是聪明的中国学生欠缺的”

教育与文化息息相关。从广义上,教育属于大文化范畴,而校园文化则是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之一,是大学精神的具体体现。所谓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学生为主体,以课余的文体活动、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群体文化。我国历来有“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重视学校的硬件条件而忽视软件条件,认为硬件看得见、摸得着,是物资性能够起作用的东西,误以为软件是虚无缥缈的,似乎无足轻重。有鉴于此,我就特别强调校园文化的建设,它是文化力在办学中的表现。从本质上说,文化的价值在于推陈出新,如《礼记·大学》的名句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此,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创造,这也是我强调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之所在。

英国牛津大学前校长科林·卢卡斯曾深刻地指出:“大学可以成为创新的发动机。”在谈到中西教育差别时,他指出:“提出挑战性的质疑,恰恰是聪明的中国学生所欠缺的。”大学要成为创新的发动机,需要创新校园文化环境的滋养,需要培育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也介绍了他们的经验,他说:“哈佛大学给予学生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自由的公共发展空间。”而且,他自问自答地说:“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产生最好的研究和教育?在哈佛,创新的空间随处可见。”他所指的空间,就是校园文化环境,是充满创新气息的大学精神。

我们不无遗憾地说,中国没有一所能够称为“创新发动机”的学校。目前,我国在科学(物理、化学和生理与医学)领域的诺奖依然是空白。不仅如此,几乎在所有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设立的单项大奖仍然是零记录,如菲尔兹奖(数学)、图灵奖(计算机)、沃尔夫奖(物理、化学)、爱因斯坦奖(物理)、推维茨奖(医学)、维特勒森奖(地质学)、泰勒奖(环境生态学)、普利策奖(新闻)、格莱美奖(音乐、美术),等等。这绝非疏忽或是不公,而是我国学术界创造性缺失的表现。

2 不少国人属趋同思维,信奉“附和哲学”

对于中国人缺失创造力的问题,国际各界早有尖锐的评价,只是我们充耳不闻罢了。例如,委内瑞拉驻新加坡大使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评论说:“中国人的思维受铁的纪律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丧失了自己飞翔的能力。这样一个社会,似乎更适合在明确的指令下繁荣,精英负责思考,其他人负责追随,而不利于鼓励个人的创造力。”他进一步分析说:“在这样的模式下,中国永远不能产生像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人物。”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缺失评判精神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影响很深,许多人无形中接受了“和为贵”和“求同存异”的传统思想。其次,不少人读书蜻蜓点水,不求甚解,也提不出新的见解。再次,中国人思维的特点之一是同向思维,也就是趋同思维,他们信奉“附和哲学”。从创造学上说,没有异见,就不可能有创造发明。

3 为了不一致才走到一起,以获得新知为快乐

创新校园文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使大学成为“创新发动机”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怎样营造创新校园文化呢?首先,在大学开设创造学方面的系列课程。自20世纪30年代,创造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诞生,可是,创造学于20世纪80年代初才传入我国,而且由于传统思想的阻扰,在实施创造教育方面困难重重。我国大学毕业生创业人数仅有2%,而成功的不到1%,与美国大学生20%-23%的创业率相比,差距实在太大。

其次,普遍开展多学科的讨论会,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的学生社团多得像雨后春笋,其中,有一个叫“快乐学院”的社团,是那时武大创新校园文化的一个缩影。这个社团实际上是一个多学科讨论会,参与的学生也是一批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们每次聚集都带来新见解,又随时准备批驳别人的观点。他们的宗旨是,为了不一致才走到一起,以获得新知为最大的快乐。我是这个“快乐学院”的顾问,他们经常一人主讲,其他人群起攻之,使主讲人下不了台。但是,他们彼此没有隔阂。

第三,设立创新奖,激励每一个创新者。创新奖应面向学校每一个人,包括教师和学生,因为在营造创新校园文化方面永远没有旁观者。美国管理学家米切尔·拉伯夫曾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管理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奖励,因为奖励是对创新的认同、肯定和支持。